江青在钓鱼台时光 秘书撰文披露其种种行状

　　“中央文化革命小组”成立后，陈伯达、江青及其他“文革小组”成员陆续搬进了钓鱼台办公和居住。陈伯达住15号楼，江青住5号楼。时任江青秘书的杨银禄近日撰文披露了江青在钓鱼台时的种种行状……
　　
　　江青患病
　　
　　江青患有比较严重的植物神经失调病症，对声音特别敏感。1966年底，她觉得5号楼距离马路太近，车来人往不够安静，就提出搬家的要求。经过认真挑选，她选中了11号楼，很快就搬了过去。11号楼距离马路较远，周围环境也较幽静。
　　
　　 1968年秋冬之交，江青患了一次重感冒，发高烧，体温在38℃以上，几天高烧不退。看得出她非常不舒服，整天坐卧不宁，烦躁不安，出大汗。
　　
　　病中，江青想见毛主席。
　　
　　有一天，她叫我打电话给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同志，她说：“让他立即报告毛主席，就说我现在的病情很严重，几日高烧不退，身体极度虚弱，请主席赶来钓鱼台看看我，否则，就可能见不到主席了。”
　　
　　徐业夫将江青的请求报告了毛主席，主席既没有表示去钓鱼台，也没有表示不去，没有说活。
　　
　　江青焦急地等待着，等了两天，实在忍不住了，叫我再次打电话，“让徐业夫问问主席何时能来钓鱼台看我”。徐业夫在电话里说，他不好催促主席，等一等再说吧，并答应过几天他再提醒一下主席。
　　
　　大约过了两周，江青的病完全好了，吃饭、睡觉、工作都恢复正常了，毛主席才从中南海来到钓鱼台看望江青。毛主席虽然来得晚了一些，但是江青还是很高兴，从二楼下到一楼迎接毛主席。那个时候主席的身体很好，毫不费力地从一楼上到二楼，他们谈了一个多小时，江青高高兴兴地把主席送到汽车上。
　　
　　回到楼里以后，江青又回到二楼，把主席没有吸完的雪茄烟分给工作人员，叫我们留作纪念，并说：“你们会吸烟的同志可以吸嘛！”她平时最讨厌身边的工作人员吸烟，这一天她一反常态，说：“你们吸吧，今天开戒啦。”
　　
　　年底，江青患了牙病，牙龈肿胀，发低烧，她把毛主席的保健医生叫到11号楼。保健医生与她商量服一种消炎止痛药，她同意后服下了。可能是药物过敏，两个小时以后，大腿内侧长了一些小疙瘩，觉得发痒，精神紧张得很，如坐针毡。她发怒了，在走廊里大声斥责那个保健医生：“你给我服的是什么屁药！为什么长了这么多疙瘩？这样瘙痒？如果这种东西控制不住，再继续发展的话，我就有生命危险啦！一切后果由你负责！”她停顿了一下，不假思索地嚷嚷：“据说你过去曾经给国民党的大官看过病？我看你就是国民党的大特务，你今天是有意残害我的！你如此对待我，绝没有好下场！你滚吧！”
　　
　　三天以后，江青的牙龈消肿了，小疙瘩也没有了。病虽然好了，但是，江青对保健医生还是耿耿于怀，将她服药、长小疙瘩的事报告了毛主席，说她怀疑这个保健医生是国民党的特务，请主席警惕他的行动，建议主席把他从身边赶走。
　　
　　毛主席不以为然地说，他是一个医生，给谁看病都是应该的、正常的。国民党的大官也是人嘛，有了病也得有医生。他给国民党大官看病，那是他的职业，难道给国民党的大官看过病的医生就是特务吗？就不能给共产党的大官看病吗？不要乱怀疑嘛，你不用我用嘛。
　　
　　第二次调楼
　　
　　 1968年下半年，江青看了一份介绍苏联情报机关克格勃的资料以后，便怀疑起11号楼也被安装了窃听器，于是，她马上分派她信得过的人在11号楼的里里外外、上上下下进行搜查。查了几天，自然是一无所获，但江青仍然不放心，再加上秋冬时节她又得了上面说的那场病，就开始讨厌11号楼，产生了再次搬家的念头。
　　
　　一天，江青对我说：“小杨呀，我不想在这栋楼继续住下去了，我总怀疑11号楼有窃听器，觉得不安全，这算是一个原因吧。第二，这栋楼离12号楼太近，如果主席来12号楼办公或休息的话，我怕影响主席。第三，我看10号楼比11号楼大一些，房间可能多一些，到了10号楼我可住在一层，以后不再费力地爬二层了，况且10号楼离9号楼近，我和春桥、文元同志研究工作也比较方便。你给总理打个电话，把我的想法跟总理说说，如果总理同意我的意见，你再给东兴同志打个电话，请他派人到10号楼仔细检查检查，看有没有安全隐患，检查完了，再用紫外线消消毒。一切都搞完了，我再搬。”
　　
　　周总理对江青非常了解，他接到我的电话，立即就同意，并问：“江青同志还有什么要求吗？”我说：“江青同志说要检查一下楼的安全情况，然后再用紫外线消消毒，别的没有提什么要求。”总理说：“请东兴同志办。”
　　
　　我把总理的意见报告给江青，她非常高兴，提出马上到10号楼去看看。我说：“那栋楼好几年没有住人了，可能很脏了，等打扫好了你再去看好吗？”她说：“不碍事?/div>